为“大体老师”吴复生寻亲

吴复生遗体捐赠申请书。大体老师南方周末记者黄思卓|翻拍

1983年3月10日，为吴上海街头的复生梧桐树刚发芽。36岁的寻亲吴复生，请人代笔在一张申请书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大体老师名字，蓝黑墨水的为吴每一道笔划都异常清晰，生怕影响遗愿的复生执行。

身患白血病，寻亲吴复生的大体老师生命永远停留在1983年的春天，他自愿捐赠遗体，为吴成为了一名“大体老师”——医学界对遗体捐赠者的复生尊称。

如今，寻亲这张遗体捐赠申请书挂在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的大体老师“遗愿墙”上，十多张申请书和馆内陈列的为吴标本一样，令参观者震撼。复生

上海是全国最早开始遗体捐赠的城市。1980年代，捐赠遗体的多为思想豁达的前辈，如新中国首位高校女校长谢希德、上海医科大学老党委书记金乃坚、浙江省立医学院首任院长蒋亦凡、原外交部部长之父唐天保……

也有普通上海人，如住在愚园路105岁的长寿奶奶、上海第十九织布厂的退休工人、五角场自行车厂的女职工。

吴复生显得与众不同。他不是名人，亦不是上海本地人，只是一名普通学生，生前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（简称生化所）就读。

发现吴复生申请书的是复旦大学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主任、校人体科学馆馆长周国民，他比吴复生小15岁，1980年代从湖南考入上海读研。自2015年在档案馆发现这张申请书后，他总是不自主长叹，这位容貌清秀、戴着眼镜的年轻人是谁？他为何英年早逝？又为何要捐献遗体？

吴复生的故事不为人知，档案柜里，他的资料只有这薄薄的一张申请书。

周国民把吴复生的申请书挂在人体科学馆，他心中涌起一股冲动：为吴复生寻亲，了解他的故事。

一纸泛黄的申请书

复旦人体科学馆的前身成立于1930年代，是国内最早的人体标本陈列室。2013年，周国民担任馆长后，一直在收集整理早期的文件。约在2015年，偶然间，他发现了吴复生的申请书。

这封申请书右上角，有一张吴复生的黑白照片：这位年轻人着白色里衬，深色外套，头发茂密，容貌清秀，鼻梁高挺，戴着一副当时时髦的方形黑框眼镜。他拍照时有些拘谨，双唇紧抿。

照片下方，申请书是这样开头的：“我志愿将自己的遗体无条件地奉献给医学科学事业，为祖国医学教育和提高疾控防治工作水平，贡献自己最后一份力量。”

中国遗体捐赠起步较晚。“身体发肤受之父母”“入土为安”等观念深入人心，各地医学院苦于无遗体可供解剖教学和科学研究。

1982年，上海首批红十字遗体捐献登记接受站成立，包括周国民就读的原上海医科大学(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)等6家机构。1986年，周国民考到上海读研。彼时遗体捐赠的数量依然非常稀少，每年大约只有六七十具。

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是全上海接收遗体捐赠数量最多的站，相应留存的档案也最丰富。在这里登记的人，需要签两份申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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